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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修复之困:破坏事件屡有发生 涉及各方利益

长城修复之困:破坏事件屡有发生 涉及各方利益

  图为河北省抚宁县的一处长城。本报记者 朱林 摄              

  【编者按】

  今年的阅兵式上,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长城主题的花坛。

  经过2000年历朝历代的兴建、使用和废弃,现存的长城分布于15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的404个县域中,总长度超过20000公里。

  由于长城多分布于地质较差、边远贫困地方,修建时间跨度大,现址空间跨度大,使得长城维护并非易事。加之很多地方基层文保力量薄弱,地方政府和公众对长城保护的意识不足,使得长城被破坏事件屡屡见诸报端。

  被写入国歌的“长城”,其对于这个民族的意义,绝不仅仅是一堵已无防御意义的“围墙”。

  9年前的9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《长城保护条例》,但将科学保护和合理维护真正落到实处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 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17世纪中叶,历朝历代,持续地进行着一项复杂的工程——修建万里长城。

  时代变迁,随着军事价值逐渐降低直至不复存在,加之分布过广,使得长城的存废,渐渐被人们所淡忘。

  目前,尽管长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,但是因城乡建设、采矿筑路等导致的破坏事件屡有发生。有些将保护片面等同于“恢复完整原貌”去制作假古董,有的地方将作为旅游景点的长城过度开发,这些不尊重文物保护理念和工作规律的做法,使得长城保护面临新的困境。

  “青黄不接” 的保护员

  “长城的保护,不能光保护长城实体。在保护长城实体的同时,还要研究长城,包括历史、民俗、文化、影像等等,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在一块,就能赋予长城‘生命’了。”

  说这话的,是秦皇岛抚宁县城子峪村的一位普通农民,叫张鹤珊。从1978年开始,他在保护长城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了37个春秋。后来,他的故事,被拍成了电影《长城脚下是我家》。

  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走进位于抚宁县城子峪村的张鹤珊家,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保护长城的警示牌,上面写有:“注意!禁止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的器具!”老张说,这种警示牌都是他自己立的,像这样的指示牌在通往烽火台的山路上还有很多,只是指示牌上的文字稍有不同。

  张鹤珊家的东西,大多和长城有关。墙上挂有巨大的图纸,下面贴有各种因保护长城而获得的荣誉证书,WiFi名字叫“长城之家”,微信昵称是“长城活地图”。

  从1978年起,张鹤珊就坚持爬山巡视、看护长城。放羊、挖药,只要对长城有破坏,他坚决不允许。这么多年,他沿着长城走过的路程足足有几万公里,垃圾捡了不知道多少袋,胶鞋穿破了不知多少双。除却保护工作,他还在搜集关于长城的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。

  张鹤珊说,现在老百姓的长城保护意识提高了,以抚宁县城子峪长城为例,人为破坏已经不是最主要的,雷击、树木对长城的破坏反倒不可忽视。树根生长会把城墙撑裂开,雨水渗入,树根进一步发芽生长,对城墙的破坏很大。

  抚宁是最早实行长城保护员制度的县份,“我们这批保护员平均都50多岁了,我都60岁了,这不是个小问题。” 张鹤珊叹了一声——“青黄不接”。由于每人只能得到每月100元的补贴,已经没年轻人愿意干了,后继乏人。

  事实上,即使是文物系统的“正规军”,对于长城保护也力不从心。对于动辄只有区区几个人,工作经费以千元为单位的贫困市县文物工作人员来说,日常巡查尚且无车可用,资料收集、科学保护、文物调研和执法监督,根本无从谈起。

  “画地为牢” 的保护工作

  “‘京津冀一体化’、‘丝绸之路’这些都是近段时间长城问题的背景。”天津财经大学旅游系教授谢芳告诉记者。

  谢芳尤为注意长城的“跨界”问题。仅以明长城为例,东西横跨10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,156个县域,在行政区划边界的长城问题就格外突出。各地政府都借助长城开发,涉及各方的利益问题,如果不能协调统一,很可能会产生纠纷。

  一个偶然的机会,谢芳了解到美国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系统(又称游径系统),谢芳将游径系统和长城联系起来,在一次京津冀会议上提出了《京津冀区域长城国家游径系统协同构建》的设想。谢芳认为:“京津冀长城沿线有着异常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,通过游径系统的构建并开发,成为徒步旅游活动的载体,使人们在享受徒步健身的同时,观赏长城沿线的自然景观和体验长城沿线的历史文化。”

2019-05-15     浏览人次:
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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